三月，春天。炊烟袅袅。

       我们一家人在锅灶旁，七嘴八舌，烹调乡音。一种很难听懂的方言。当然听不懂的是外乡人，那些在镇上放西洋镜、卖小糖人和拍照片的外乡人。

        今天，有一种特别的气氛。大大小小，早早吃了下午，有往中学方向去的，有倚在门边剔牙的。妇女们则忙着给小孩加衣裳，全是强制性的。

      “请早啊？”

      “你先去，就来。跟我们占个位置。”

      “没话说！”

        男人们一边走一边打招呼。

        我家总是最慢。

        我急得要哭的时候，父亲一把拎起我，甩上肩膀，让我骑在他的头上。父亲唱着“英特纳雄耐尔”，向中学大踏步前进。回头看两个姐姐，早跑得没影了。

        露天电影院设在中学的操场上。

        银幕像日本鬼子的膏药旗，长方形，黑框子，中间的白布现出人来。各家各户的板凳、椅子，横七竖八，简直是个展览会。

        坐的，站的。空的，大多数是七八岁的顽童，钻进了在菜花地里，摘花、翻滚、打斗，惹得一身的花粉出来，免不了老子一个巴掌。放西洋镜、卖小糖人和拍照片的外乡人，也摆下阵势，消费者全是一般大的孩子，和年轻妇女。放西洋镜的，是父亲黑龙江的战友。我不喜欢他，也不喜欢他的西洋镜。他向我招手，我不去睬他。

        太阳没影的时候，电影便开映了，先是光芒四射的五角星，然后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之类警世恒言。掌声喊声一大片，像春雷从操场上滚滚而过。

        父亲从来不坐，因为个子高。一直以来都站在最后面，或者银幕边上。我和他在一起，永远坐在他的肩上。他就这样一直抓着我的手。

        电影有时会中断。第二第三第四片拷贝还在十里外的公社，或者挂浆船出了故障，不能及时的情况居多。

        也有特殊情况，今天就是。电影陡然停了，电灯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全场，随之一声哄叫，大树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来：“各单位请注意，南荡发现一名台湾特务，请各单位民兵紧急集合……”

        父亲把我放下，匆匆而去。父亲是集镇民兵营长。家里曾有一张黑白照片，上面的人穿各式服装和鞋，只有枪是统一的。父亲手上没有枪，只有一面大旗，站在队伍的最前列，威风凛凛。后来照片发黄了，二姑从上海回来，带走了它，说是让二姑父认识一下父亲。还在不在，就不晓得了。

        民兵们走了，场面上冷清了许多。大家的心思就不在电影上了，场面乱起来，说的全是特务的来历，小孩子们干脆离开位置演习了。因为人小，力气小，没人带我玩，扮特务的总是我。在偌大的操场上，没命地溜，溜出一身汗时，电影便草草结束了。

        大人开始喊小孩子的名字时，我就躲在菜花丛里，等我外公，四五子。四五子是贫协代表，大嗓门，脾家坏，很有威信。人们给他让一条路，他大手伸过来，一把抓住我，另一只手就摸进我的裤裆，我一边笑一边躲，他把我挟在腋下，轻松得像夹一捆蒿草。

        这样的节目，三两天有一回。像过节。放西洋镜、卖小糖人和拍照片的外乡人也和我们一起过节。

        后来，镇上多了一个剧场，很大，可容七百多人。我们老是在里面听淮戏，一种通俗而暧昧的唱词。我只清楚《白蛇传》的情节和金山上许仙面对茫茫江水的唱词。然而，这样的好戏最多唱两天。所以，总是在睡梦中，不知被哪个抱回来，但手中紧紧握着的半根棒子糖，第二天早上一定会躺在枕边……

        而且窗口的老槐树上，总会有好些鸟雀唱唱。大合唱。

        唱得人心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