苦楝树下，总会想起我的启蒙老师。

那是个四面环水三县交界商肆兴旺的古镇。沿着古码头抬级而上，步入幽长的小巷，踩着青石甬道，尽头倾斜着一具残破的院落。

    这就是我儿时读书的地方。苦楝树翠绿的叶子和细碎的阳光无奈地洒满中庭。《百家姓》，《千字文》，《二十四节气歌》，一遍一遍地读，一遍又一遍地唱。在黑得发亮的方整书案前，在先生苍老清瘦阴沉的面孔下，我们这些孩子好像一尾尾游进异域的小鱼。

    念完书，便是活动。我们就开始争抢先生自制的刀枪棍棒，木头和纸板为材料，红黄绿纸作外衣，英武倜傥。我每次都要抢那杆青龙偃月刀，每每失手。先生问：“为什么要那刀？”我怯生生地答：“关老爷的刀，我要。”先生脸上露出难得的笑，说：“那我念关老爷给你听。”他取出一本厚厚的书，开始念，一口地道的方言。内容记不得了，主人公却是关大圣。

    先生很怪，每到月半，便会出具一张字条，让一些学生带回家。上云：“贵家长：近来往来颇多，手头拮据，敬请预支下月学费五毛。此条权作欠条。汪学春”。我不懂什么叫往来，更不懂拮据、预付的意思，但从此知道先生的大名了，但大人们都叫他“汪酸子”。对于先生的条子，父亲的处理办法总是先团后扔，然后掏出五毛钱，再到米缸量上两升米，让我带给先生。每当此时，先生会非常和蔼地对我说：“多谢你爷！多谢你爷！”当然，家长没有回应的居多。没办法，先生会泡一大壶茶，就着姜片，不停地喝茶，不停地抽烟。一整天都这样。

  父亲经常查我的功课，满意之余，总要问先生今天有没有吃生姜片。我答有，妈妈便会烧好一锅粥，盛上一茶缸，放在小竹篮子里面，让我拎着送去。晚饭后，又拎上一家伙粥。先生吃得很香。

    其时我才明白，先生家里没米。

    先生是孤人，无妻儿老小，只有一个哥哥，在遥远的上海。开始还寄线给他，后来寄了一封教训他的信。结果信撕了，钱退回去了，先生成了一个真正的孤人了。先生嗜烟如命，他的讲案上有一个青花小瓷碗，浅浅一点水，烟蒂在里面化开，淡黄清亮，一股好闻的味道。

    先生的日子也有宽裕的时候，那总在开学的第一个月里。他会逐个还清“贵家长”们的欠款，不肯要的，便阔绰地买上桔子一篮，让学生拎回家。有一次，桔子被父亲打翻在地，还挨了一个耳光，并被责令连同一块钱猪头肉送回。当时，先生什么也没说，双颧通红，从案下摸出一本《三国演义》交给我，说：“不认得的字要问我。”可惜这本线装书，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失了，再也没看见。

    十六岁那年我考上中等师范，父亲要我和他一起去请先生吃喜酒。先生躺在床上，青花碗还在床前。镇上早办起了幼儿园，只有窗外的苦楝树已经参天。父亲在床前放上两包大前门香烟，领着我退出这个静得可怕的院子。

    最后一次见先生是我师范毕业那年，我在家乡小学教书。有一回在浴池里看到一个枯瘦的老人蜷于一角，极其缓慢地洗抹两支粗肿的大腿。我不敢认，他居然是汪先生。我叫了他一声，他抬起头来，睁开眼，问：“你是哪个？人大了，不认得了。”然后眼睛又吃力地闭上了。我说我帮你擦一擦吧，便不由分说，替他前前后后擦了一遍，然后扶他坐到外面，透气歇息。他终于认出了我，便和我说话，语言凌乱，但我明白他在述说了他的前半生。

    下面我只能添上我贫乏的想像和描绘加以充实，唯有如此，才能使我和我的读者顺利地解读一个普通人漫长而短暂的一生。

    先生生于民国，父兄依靠杂货铺度日。年轻时曾三次报考过高邮初等师范学校。

第一次随难民潮无功而返。第二次高邮初师招生，辗转十天，进入考场，最后名落孙三。

第三次是抗战后期，先生坐在低矮的教室里，才考了一门功课，家里来人，把他带了回去。哥哥在逃，父亲被八路军的除奸队镇压，头和身隔了三四丈远。先生一袭白衣，找除奸队长理论，被狠抽了十几个嘴巴。从此，先生不再言语。后来，沙沟市市长周奋烈士被还乡团捉获，在九里湾枪毙。还乡团要先生用菜刀去剐这个要死的人。先生淡笑了一下，用手拨开指着他的步枪，大步流星往镇上走去。那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他几分钟……解放后，哥哥和父亲的问题得到澄清，肖区长特地上门请他到镇上新建的小学做老师。先生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。老肖坐在苦楝树下足足抽了四五支烟，铁青着脸走出了这个孤寂的小院。

    前年驱车到高邮师范参观，已经改为扬州教育学院分校。花园式的建设，现代化的教育设施，让我再也找不到母校的影子。

    母校，你恍如一个梦！